|
翻开人类探索恐龙的史册，几乎所有恐龙的发现、采掘、收藏、研究、展示都与博物馆有关。这里说的博物馆主要是指自然历史博物馆（或叫自然史博物馆，我国通常都叫自然博物馆）或者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主要是由博物馆的性质、方针、任务决定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的、半官方的组织——国际博物馆参加。它成立于1946年，是最具权威的博物馆学学术团体。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都是它的团体会员。国内也是一些博物馆学专家是该国际组织的个人会员，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分子。由于恐龙与博物馆有着不解之缘，有不少博物馆学专家也成了研究恐龙的学者。1974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十一届ICOM大会把博物馆定义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以研究、教育和娱乐为目的，对全世界各民族及他们生存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收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1989年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又把博物馆的定义修改为：“博物馆是一个为公众利益而设置管理的永久性机构，它用各种方法以达到保存、研究、发扬的目的，特别是为了公众的娱乐与教育而公开展示所收集的有美术、历史、科学或技术方面的收藏品。”1956年，我国文化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提出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和文物标本的收藏机构。1979年6月国家文物局颁布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确认博物馆是文物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博物馆是三重性，承担了收藏、研究和教育三项重要的任务，恐龙成了收藏、研究和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对象。
恐龙曾统治地球长达1.6亿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并经过研究的恐龙已有七百多种。恐龙大小不一，形态千奇百怪，生活习性各不相同。在所有的爬行动物中，它们的智商是首屈一指的。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特别是灭绝，是生物发展史上最壮丽的篇章。恐龙化石是揭开恐龙世界神秘面纱的一把金钥匙。它蕴含着大量的远古时代的信息，是一座庞大的信息库。作为信息的载体，自然历史博物馆当然是要重视恐龙化石的收集、研究和展出。有一些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以载誉全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该馆拥有数量多、保存完整的恐龙骨架、多种成窝的恐龙蛋是以及较多的恐龙足迹。以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例，本书前面曾多次提到的几具最早出现的恐龙都由该馆工作人员研究，并在该馆展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们陆续设计并举办了能让观众参与的新颖展览。如1979年的“恐龙及其现生亲属”展览。1992年，该馆以国际流行的主题单元展览形式使用多媒体、影像、音响以及其他高科技手段，把观众带到了6 500万年以前的恐龙世界。1993年根据这次展览的内容，该馆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恐龙之书》的大型导游书。这本书是该馆恐龙专家安杰拉·米尔纳指导下，由英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蒂姆·加多姆执笔写成的。作者把这本书送给了笔者，笔者拜读时宛如漫游在那座古老的博物馆的恐龙大厅，与恐龙一起分享盛衰兴亡的欢乐与悲伤，惊叹造化的奇妙。
1995年，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了庆祝该馆成立125周年，特地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25年的探险与发现》的书。这本书记述了他们馆历代献身科学与博物馆事业的先贤与前辈，怎样历经千辛万苦采集到三千万件珍贵标本，并使全人类利用他们的科研成果了解史前以及现生的生命世界的秘密。这本书共十章，其中有两章专门叙述他们对恐龙的发掘与研究。继1922年该馆安德鲁斯率领的中亚考察团在戈壁滩上发现原角龙及其恐龙蛋化石后，时隔68年诺瓦契克重访戈壁滩发现恐龙窝与恐龙蛋的“焰崖”，经过四个年度的野外采集，终于在1994年正式公布丰硕的远征结果：已从裸露在戈壁荒漠中的一百多具恐龙骨架中，得到二十六具最完整的骨架，发现了十二具叠在一起的原角龙骨架，以及内含已成形的小恐龙的完整恐龙蛋，令全世界为之震惊。这次重大的发现，再次激起了该馆研究恐龙的热情。1995年6月2日，该馆重新修改的恐龙厅正式开放，每天来自国内外的观众络绎不绝，有的人甚至是专程前往观看恐龙雄姿的。
从1986年2月开始，由美国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丹佛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宾夕法尼亚自然科学学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加拿大蒂勒尔古生物学博物馆、加拿大皇家多伦多博物馆等八个单位联合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恐龙绘画与雕塑作品展出。这次展出一直延续到1988年12月，共展出了各馆珍藏的有关恐龙生活的一百四十四幅复原绘画与雕塑作品，使人们对恐龙的生活习性有了感性认识。同时，在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还举行了规模甚大的恐龙学术研讨会，1987年出版了两本名为《恐龙今昔》的巨著。这次展览再一次显示了博物馆在研究、普及科学知识上无可比拟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把恐龙研究和博物馆的普工作结合起来，并为此奉献一生的科学家中，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杨钟健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他1923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自费去德国著名的慕尼黑大学攻读古脊椎动物学。在回国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从事着这一学科的研究。中国的古鱼类、古哺乳动物甚至古人类的研究，都是由他奠基的。他一生中最大的。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中国恐龙的研究，被称为“中国恐龙之父”。北京大学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使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充满了爱国的激情。他深感要挽救当时腐败落后的中国，只有唤起民众的觉醒，这就需要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水平。1925年，他还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学生杂志）第十二卷第八期上发表了〈论陈列馆）一文。1931年，他又在《北大学生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主张应在中国办好地质陈列馆。1936年5月，他在我国出版的《科学》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中写了一篇《关于陈列馆的意见》的文章。这是他对如何办好博物馆最富有代表性的组织、采集、研究、教育等各个方面介绍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经验。这篇文章对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办博物馆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为此他又称为中国自然博物包的拓荒人。
1945年笔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内外著名的古人类及旧石器专家贾兰坡教授的家中，结识了杨钟健先生。北京自然博物馆是1950年开始筹备的，杨先生的筹备委员。笔者是1952年到该馆工作的，故与老人家接触甚多。1959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正式建馆，杨老担任馆长，在共事的日子里，他从未让人感受到是一个上司或学术权威，只觉得这是一位良师益友。1965年，笔者曾随他去陈列就是要搞大、特、奇，以吸引观众，恐龙是最重要的展品。你在博物馆工作，应该研究恐龙。”他的话坚定了我研究恐龙的决心与信心。十年浩劫中，杨先生受到冲击。他的房子被强占了，只能整天在3米多长、2米宽的走廊上活动。在他狭小的房间里，墙上挂着他设计的恐龙演化图，还挂着他写的一首“鸡鸣词”，词曰：
鸡鸣好，好鸡鸣，
风雨如晦仍不停，
不嫌劳苦争先行，
鸣来鸣去到天明，
俯首共观东方红。
好鸡鸣，鸡鸣好，
活将八旬未算老，
困难不计功能小，
还将骨石当成宝，
鸣到死时方算了。
这是他在1975年写下的。他生于1897年，属鸡，故以鸡自况。这短短六十八个字的词，表达了他对包括恐龙在内的古脊椎动物的热爱。
“还将骨石当成宝”，实际上是在控诉“四人帮”扼杀科学的罪行。“鸣到死时方算了”，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矢志不渝，每次挨过“批斗”后，仍然潜心致力于科研。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张宝堃的协助下，他在1972年用中文打字机打字，复印出版了《古脊椎的研究成就和问题》以及《鑱石集》，以他亲身经历反思如何在中国开展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在《古脊椎的研究成就和问题》一书中他提出，我国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应建立自然博物馆（他的理想已实现了，云南禄丰县已有了恐龙博物馆）。在《鑱石集》中，他写了《恐龙不恐论》一文。
在“文革”期间，笔者也因写了许多有关恐龙的科普文章而遭批斗。杨先生劝我不要沮丧，并以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来鼓励我，在困境中他给了笔者极大的安慰与勇气。当他听说笔者与董枝明先生要为科学出版社写一本《恐龙的故事》时，他特别高兴，并把他设计的恐龙演化与分类图贡献出来供使用。1974年9月该书出了第一版，1975年11月第二次印刷，共出版三十二万五千六百册。他听到这消息后，十分激动。为培养我国的古生物学家，他那无私的奉献精神堪称楷模，不愧为一代宗师。
杨钟健情系恐龙与博物馆事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这两项造福人类的事业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